方是为人处世之根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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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?一位社会学家说得好，做人最重要的是要出于公心。翻开人类的历史，公心对人，平心对事，为人处世，最好是权衡轻重，以求公平二字，则人们没有不服从的。不能以公为私，以私害公，这两点最好是铭记在心。这也是处世服人的一个要点。

历史记载:“范文忠公身为谏臣，赵清献公作为御史，因辩论事情意见相左而互有隔膜。王荆公几次诋毁范公，并且说:'陛下问赵，就知道他的为人。后来有一天，神宗问清献公赵，赵回答说:'忠臣。’皇上说:'你怎么知道他是忠臣呢?’赵回答说:'嘉初期，神宗违豫，他请立皇嗣，以安定国家，难道这不是忠吗?’退出后，王荆公问赵说:'你不是与范仲淹有仇隙吗?’赵说:'我不敢以私害公。’”不敢以私害公，说起来容易，做到就难了。既不敢以私害公，自然也不敢以公为私。从那以后，有几个人能及他?不但范文忠公佩服他，神宗也佩服，王荆公也不得不服。

不以公为私，就在于廉而不贪。这不但要观察他的从前，尤其要观察他的后来。顾亭林在《日知录》中说，季文子死时，以大夫礼节入殓，以他用过的家用器具陪葬。没有锦衣的妾婢，没有吃粮食的马，没有家藏的金银，没有贵重家器。君子这就知道季文子是忠于王室了。辅佐三代君主，而没有家私积蓄，难道说不忠吗?

为官不为财，只是为了尽自己的责任，发挥出自己的最大作用。像这样的人，还有很多，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。

诸葛亮呈表给后主刘禅说:“我家在成都有八百棵桑树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孙的穿吃二事，全靠自家，我觉得宽裕有余。至于我在外面，没有别的调度，只有随身衣物、食用之类，全都仰仗官府，不另索取，以长尺寸。我死的时候，不要使内有余帛，外有盈财，以辜负陛下。”到诸葛亮死的时候，正像他所说的那样。廉洁，不过是人臣的一节，而史家称他为忠。诸葛亮是以无为自负的人而已。读过诸葛亮的表言，可以看出他的操守，他的志趣，他的肝胆，他的赤诚之心，无不字字见血，句句心长，可以与日月同辉。读了他的表言的人，几乎没有人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化。

因为清廉，所以受人尊敬，也因为清廉，所以能够流传千古。诸葛亮等人的这种精神，不仅为自己的人生亮了一盏明灯，更是对后人起到了深远的影响。所以曾国藩在面对自己的学生时，曾经这样强调:“当学诸葛，两袖清风，以贪赃枉法、受贿自富作为大戒，人情馈赠，也宜当免除。”

道光二十八年，曾国藩因为处理满族秀才闹事的案子，遭到了满族大臣的弹劾。为了息众怒，道光皇帝对曾国藩采取了惩罚，从二品官员降职为四品了。官位虽然不及以前，但是曾国藩的实权却大了起来。当时，曾国藩的名声被传得越来越响，京城之中，就没有不知道他的，所以前来拜访的人也越来越

多，求字求文的人也不少。

在官场中，曾国藩一直怀着“当官以发财为耻”的信念，所以每年除了那一点俸禄，也就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了。曾国藩遭贬职以后，虽然权力大了，可是俸禄却减少了，一段时间下来，曾府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了。

对于生活上的事情，曾国藩是不操心的，可是他的管家唐轩却急得不行。这天，唐轩拿着账本给曾国藩过目，还没等他说话，曾国藩就问:“是家里没钱了吧?”唐轩说:“大人英明。不瞒您说，您上个月光给人写字用的纸墨钱就20两银子，可是给出去的字却分文未收，这就是白扔钱啊。咱们的账上现在只有12两银子了。”曾国藩笑着抚慰唐轩说:“没关系，咱们省着点用，够撑到下个月发俸禄的时候了。以后每顿饭可以只吃素菜，这样可以节省一些钱，也可以再裁下去两个轿夫，省几个大钱。”

唐轩听了，忙跟曾国藩说:“大人，咱们家的轿夫能用几个钱啊?他们都比别家大人的轿夫少挣很多钱的，之所以不离开大人，是因为看重大人的人品。如果大人就这么把他们裁了，恐怕对不住人家的这份心啊。”曾国藩闻言，心里又是一阵感触:“大家何苦跟我受这个苦呢!"

唐轩说:“大人，同样的为官，恐怕只有您的收入最少了。”曾国藩点了点头，“我要是想挣更多的钱，就不会做官了，像左宗棠那样开几个店铺，哪年不赚几万两银子啊?当官要的就是名声，如果为了一些钱而毁了自己的名声，那还不如不做了。很多人看不透这一点，所以不能做一个廉明的好官。其实廉和贪就好像是一对兄弟一样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将自己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啊。”

唐轩听了大人的话，被大人为官不贪的品质深深地感动了。是啊，自古以来，为官者无数，可是为官不贪者能有几人?贪者，自然不会有好名声，不被人们所信服。

曾国藩说得没错，要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，以做官而发财，终究会有凄凉之日。作为一身之计，就不必为财;为了子孙之计，就不必留财。财多，必然累己、害己。还不如清廉自守，留个好名声，留个好榜样给子孙后代。

保持本色，坚守原则，不忘我们做人处世之根本，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立足立身之根本。不忘做人处世之本，才能立得长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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